夏河县关帝财神庙山门有藏汉两种文字镶嵌的“关帝庙”金字牌匾；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正殿采用有篆体“寿”字的瓦当；泽当镇关帝庙原来有铸有汉字的铜钟、木鼓和汉文楹联。这些都体现了藏汉民族文化的融合。
藏族聚居区的关帝庙为藏汉民族共同敬奉。夏河县关帝财神庙始建于20世纪初，由当地藏汉群众共同捐资兴建，后该庙被毁。1988年，当地藏汉群众发起重建，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，拉卜楞寺僧众及该寺贡唐仓活佛、第六世嘉木样大活佛等均有捐助。1990年8月，关帝财神庙落成，当地各族群众6万多人参加开光大典，敬献哈达。由于当地汉藏民族世代友好，亲如一家，每年藏历九月十三泽当镇关帝庙举行庙会时，当地汉藏群众会一起到关帝庙上香叩头、求签卜卦、献哈达、供酥油灯。
在清代上层统治阶级的推动下，藏族地区的关帝信仰被赋予了明显的藏汉交融特色，关帝形象进入了藏传佛教的仪轨文书、神话传说等，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，融入了藏族文化。
满、蒙古、锡伯等民族的关帝信仰
在入主中原之前，满族统治者已经崇拜关羽。崇德八年（1643年），满族统治者便于盛京（今沈阳）建立“关帝庙”，皇太极还亲赐“义高千古”匾额，定“岁时官给香烛”。入关后，为了取得统治中原的正统名分，满族统治者对关公崇拜进行了大力提倡。入关的当年（顺治元年，1644年），清朝“定祭关帝之礼”，在宛平县重修关庙，关公成为了享受国家祭祀的正神。清朝统治者不仅每年遣官致祭关帝，而且帝王还在深宫秘祭，可谓至信至诚。康熙年间，诏以太牢祀。雍正年间，通行直省所属府州县，择一关帝庙之大者，在供奉关帝主神的后殿致祭。雍正帝说过一段“孔子为圣、关公为神”的名言，将关公的显赫身份，以及上至皇族、下至村夫百姓对关公的敬仰之情，表述得十分贴切。
清代是关公崇拜发展的顶峰时期。乾隆在1747年敕撰《满洲祭神祭天典礼》，系统规定了祭祀礼制，对关公祭祀的等级、祭器、祭品、祭期、斋戒、祝版、习仪、祭文、乐章等等，都作了细致严格的规定，这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对祭祀关公这位护国之神的极度重视，以及大力提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清人记载说，崇拜关公“今且南极岭表，北极塞垣，凡妇女儿童，无有不震其威灵者，香火之盛，将与天地同不朽”。
清人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记载说：伏魔（即关羽，明朝封关羽为伏魔大帝）呵护我朝，灵异极多，国初称为“关玛法”。满族民间称关公为“关玛法”，实际上已经把关公纳入到满族古老的神灵体系中了。据满族学者富育光的研究，满族有一部长篇叙事传说《关玛法乌勒本》，即《关玛法传奇》，过去用满语讲唱需要十多个晚上，深受满族老百姓欢迎。《关玛法传奇》全篇内容丰富，讲述关玛法出世于东海、盗耶鲁里恶魔的神马、与超哈占爷比武。关公成了满族的传说人物。
清代，关帝崇拜通过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，蒙古族地区建有多处关帝庙。新疆各地的蒙古族所在地域，关帝庙也十分普遍。乌鲁木齐巩宁城驻防的镶红旗、镶蓝旗蒙古军民，每年在关帝庙定期祭祀，十分虔诚信笃。雍和宫阿嘉活佛受蒙古贝子之托，著有《统辖中国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·召引所欲之铁钩》。
早在元朝时期便开始接受藏传佛教的锡伯族，到了清代也接受了关公崇拜。在近代的新疆察布查尔县，锡伯族的每一牛录（乡村）均修建有关帝庙，庙内立有关公塑像及其他武士像，墙壁上有“桃园三结义”“三顾茅庐”“单刀赴会”“过五关斩六将”等典故绘图。
在锡伯族当中流传着“关帝显圣”的故事，其中就有著名的浑巴什河战役。传说500名锡伯族将士在与近万名张格尔叛匪激战的紧要关头时，突见狂风四起，关羽从天而降，与将士一起冲锋杀敌，扭转了战局，成为清朝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转折点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锡伯营官兵曾铸钟一口置于察布查尔县的靖远寺内，钟扣上铸有关羽头型，钟身刻有“忠义神武仁勇”的铭文，以示边防将士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对于关羽的敬仰。
关公信仰与崇拜推动了汉、藏、满、蒙古、锡伯等民族的文化交流，巩固了彼此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国家观念。藏族聚居区及其他民族聚居区的关公崇拜及关帝庙，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，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历史见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